北极星固废网讯:日前，CCTV13播出新闻调查，以下为节目文字版。详情如下：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副局长

　　杨雷：也不用罩子罩起来了，就直接两个桶，标识搞清楚。

　　解说：从今年2月开始，推动垃圾分类就几乎成为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杨雷每天的全部工作内容。这天，他来到沙嘴村，是检查垃圾桶的摆放位置。垃圾分类实施后，这个村计划将原本90个垃圾投放点减少到22个。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副局长

　　杨雷：搞一些大型的宣传活动，这样就很集中，让大家首先知道，这个村要搞垃圾分类，要撤桶并点，那么他就会主动的去看，我在哪里投。

　　解说：今年8月27日，深圳市政府将《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草案）》提请深圳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这也标志着“强制垃圾分类”在深圳正式进入立法程序。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副局长

　　杨雷：我们的理解所谓强制，就是要进入法治化的轨道，就是全体社会，全体公民，所有的单位，都要去做垃圾分类，做环保，我们现在一方面在配合人大，在启动立法，立法草案已经过了人大的一审，顺利的话，可能年底前，就能够作为特区法规正式出台。

　　解说：今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开始生效，让这座2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在全国率先进入强制垃圾分类时代。

　　解说：穿着马甲的工作人员在定点投放的垃圾桶边严阵以待。小区的住户们意识到，扔垃圾，不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

　　解说：社交平台上，数不清的文章使用了“被垃圾分类逼疯的上海人”等戏谑的表述。“猪吃不吃”、“拎得清”、“日理万圾”等调侃词语出现在网络中，垃圾分类，成为人人关心的事。

　　解说：今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共有3个城市开始实施强制垃圾分类，中国似乎在一夜间进入垃圾分类时代，而事实上，在中国，垃圾分类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自然科学 博士

　　李皓：这个旁边就是可回收的塑料，像这些酸奶瓶子都是洗碗的时候就跟着洗干净了，比如说牛奶，洗碗的时候跟洗碗水一块洗了，这就是可回收的，可回收的上面有标识，有一个三箭头的循环标识，这些都是洗干净了。这个桶还是1997年胡劲草他们到我家里面，还是那个桶，就是那个时候用的，这就是没办法回收的，就是可燃的。

　　解说：李皓博士是中国最早推动垃圾分类的学者之一，1997年《新闻调查》播出《垃圾分类难在何处》时，她刚学成回国。当时，她就在家将垃圾分类进行摆放。

　　自然科学 博士

　　李皓：这个比较长的，全放废纸。各种各样的废纸片全在里边。到时候一个礼拜，就把它集中起来提溜去送给捡破烂的人，这里就是饮料罐，瓶罐，还有可回收的东西。这些全部是塑料包装，单独投放在这里。这里边就是有机垃圾，扔掉的垃圾，可以腐烂的垃圾。

　　解说：李皓说，在90年代末，虽然公众对垃圾分类很陌生，但其实，在中国早已有之。

　　自然科学 博士

　　李皓：垃圾分类是中国最开始，1957年。

　　解说：1957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两篇文章：《城区将分类收集垃圾》和《为什么要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其中提到，北京市垃圾成份有炉灰（约占53%）、有机垃圾（约占40%）和废品（约占7%）。这些垃圾分类后，可以用来制造空心砖、积肥、废品回收。

　　环境史 博士

　　毛达：当时我觉得就是它是属于物资匮乏的年代。他要通过垃圾分类为我们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提供原料。当时在物资或者说我们对原生自然资源开发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这块特别重要，这块我就觉得跟西方历史几乎是一样的。在他们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早期也特别依赖城市消费，消费市场产生的废弃物。慢慢慢慢可能开采原生资源，可能成本更低，或者是能力更强，就放弃了。

　　解说：当时，国营的再生资源回收中心很快在全国铺开，高峰期，全国有回收网点20万个，从业人员40万人，加工企业450个。

　　李皓：但是很遗憾的就是，改革开放的时候，像这些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全部市场化以后就解散了这个国有企业，全国大规模的就没有了，所以20年前中国就成了一个处理垃圾的大空白，

　　解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迎来了消费时代，人们精打细算的生活方式逐渐发生改变，垃圾量也随之急剧增加。

　　解说：1996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其中第37条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应当及时清运，并积极开展合理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应当逐步做到分类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2000年6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厦门、桂林、南京被确定为全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各地也都陆续将垃圾分类纳入地方法规。

　　环境史 博士

　　毛达：当时我们提出来的时候，主要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是国际趋势，因为我们处在发展中，而且发展水平也比较低，那个时候很多社会发展理念都是看国际，看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做很多事情我们都在学习，其中有一点在环境保护领域，他们在做垃圾分类，但是他们做垃圾分类的原因我们那时候并不是说那么清楚，但是我们花了十年二十年，我们其实体会到了为什么二十年前发达国家要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当时问题的矛盾突出程度不是那么尖锐。

　　解说：毛达，在环保领域也被称为“垃圾博士”。从2004年开始，他持续在民间探索推行垃圾源头减量与分类回收，积极推动垃圾分类。

　　环境史 博士

　　毛达：20年前提出来首先是政府提出来的，并不是说其他的主体提出来的，既然提出来的就提升了大家的一个期待。但是背后政治决心变成政府一个必须的职能，以及配套相关的一些措施，或者说把技术方面的东西想好，都没有那么快。

　　解说：2002年5月，在深圳成为垃圾分类试点城市的2年后，《深圳市城市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实施方案》印发。

　　杨雷：从2000年到现在，从垃圾分类这个历程上来看，大概有这么三个阶段，一个是从2000年到2011年，这11年间，虽然时间说起来很长，但实际上那个时候真正的建立了这么一个分类的概念理念，特别是明确了像电池，灯管这类，它是有害垃圾，像纸张、塑料，它是可回收物，资源类垃圾，仅仅如此，

　　解说：2000年，深圳市的垃圾日清运量接近5000吨。与1979年立市之初的7.5吨相比，增加了666倍，但对于当时的深圳来说，填埋可以充分满足城市的垃圾处理需要。

　　深圳市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 场长

　　周超：它是1992年选址，那么在22年前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人迹罕至的一个峡谷地带的山谷，当时是填埋场选址的最有利的一个位置，但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快速扩张，22年过去之后，整个城市的，它现在就位于整个城市的版图的正中心，最近的居民区直线距离是不足1.8公里的。

　　解说：占地145公顷，堪比深圳莲花山面积的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是全国第一个垃圾卫生填埋场。在此之前，中国的垃圾处理大多是露天堆放，垃圾山遍布全国。新闻调查1997年播出的《垃圾分类难在何处中》，也记录下来那些离北京城仅十几公里的垃圾山。

　　李皓：我1986年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挺干净的，没有一次性用品，我1995年回来以后到处都是一次性用品，大家用了以后就扔了，随便就乱扔了，但是当时中国有一个困惑，没有其他技术，北京都没有一个正规的填埋场，别说垃圾焚烧发电，根本就听都没听说过，20年前的，北京是这样，全中国基本上都是这样。

　　解说：1995年，李皓在德国取得免疫生物学博士学位回国，看到北京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垃圾堆，她决定身体力行，向公众普及垃圾的污染危害和垃圾分类的必要性。

　　李皓（1997）：垃圾里边，我们现在装修的东西，油漆、还有很多清洁剂，还有最讨厌的就是电池，里边有有毒的重金属，全部倒在我们的垃圾里边。道理垃圾该怎么办呢。

　　解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一年后，1997年开始，一些垃圾分类试点小区陆续在全国出现。北京朝阳区的红庙北里小区就是当时的试点之一，但两个月后，垃圾就又混合在了一起。

　　纪实：这是投放纸屑的，这里面什么都有。塑料。

　　解说：即便是分好类的垃圾，接下来如何清运处理，试点小区的居民们也完全不知道。

　　李皓（1997）：老百姓愿意，环卫局愿意。两边都愿意的话，大家都有这个愿望，中间到底缺什么环节，为什么做不起来，采访先还有回收部门的困难，还有回收以后去向，消纳的工厂的困难。

　　李皓：很多地方他推出，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他都后面的哪个企业来接都没考虑，就是让老百姓你得分，分了以后结果发现来了一辆车，把四个桶里边的分好的全部倒在一起，这个对老百姓打击特别的大，老百姓说形式主义，问题就在这里。

　　解说：无论是否分类，垃圾问题一直在持续增加，露天堆放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于是，各城市都在偏远的峡谷和深山中，建起了一座座垃圾填埋场。毫无疑问，填埋场很快也会无法满足急速增加的垃圾。

　　解说：2000年进行垃圾分类试点的8座城市，很快就无果而终。2005年，深圳市人大代表肖幼美提出，深圳应该重新推行垃圾分类。

　　深圳市人大代表

　　肖幼美：我就要求城管深圳市应该按照国家国务院的有关的政策精神，能够实行垃圾分类，当时城市城管局就啼笑皆非的，就觉得垃圾分类怎么可能，他们就觉得这肖代表这种建议我们做不到的，所以在回复的过程中就搪塞我。他的意思就是做不到的，我们分不了，你前面分了，我们后端我们也处理不了。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副局长

　　杨雷：在垃圾分类这个上面，其实大家还是有很多的争论的，那个时候很多，包括我们自己行业内的同志，有些同志都认为，垃圾分类还没到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能力，人们的这种环保意识，可能还不够。像那个时候的分类，强调的是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那么可回收物这一块，实际上那时候卖废品的这种驱动力是很强的，我记得92年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一个啤酒瓶可以卖0.25元，基本上都不会把它扔掉的，都是整箱的卖给收废品的这些人员，那么有害垃圾，没有处理的方式，没有处理的渠道，分出来也是，实际上也是没法处理的。

　　解说：2000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为1.18亿吨，而5年后，到了2005年，就达到1.56 亿吨。这些生活垃圾，有44%进入卫生填埋场，29%被简易填埋，5%被焚烧处置，2%被堆肥处理，另外20%被随意丢弃、倾倒。垃圾围城的现象出现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

　　解说：在过去40年间，我们的城镇垃圾清运量以平均每年5.7%的速度增加。一座座垃圾填埋场被迅速填满并超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扩张，可进行垃圾填埋的土地不断减少。

　　解说：早在1985年底，深圳市着眼未来城市发展，从当时代表着国际最先进水平的日本三菱重工，引进了中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厂，清水河垃圾焚烧厂，1988年10月正式投产使用。

　　原深圳市市政环卫综合处理厂 党委书记

　　许楚广：当时这个设备总共花了是4700多万。因为当时深圳还是很穷，刚起步，这4000多万相当当时占了深圳整个GDP百分之一点多一点。目的也是通过了引进的话，能够为中国在垃圾焚烧事业来趟出一条路。

　　解说：清水河垃圾焚烧厂的建成和运行，拉开了中国利用焚烧技术处理垃圾的序幕。

　　原深圳市市政环卫综合处理厂 党委书记

　　许楚广：我们当时热值很低，尤其广东这一带喜欢喝汤，汤汤水水导致热值低，下雨天的时候，然后垃圾车拉了后面头来装，倒出来都是水。当时来参观中国就是大中城市参观的人很多。所以当时人家这个观点就是说，他们的垃圾烧不起来，没法烧，只能填埋了。烧得起，又养不起，费用太高。

　　解说：实际上，对于当时的深圳来说，垃圾填埋场完全可以满足需要。在建成之初，每日可处理300吨的清水河垃圾焚烧厂，并不需要满负荷运行。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速增长，2005年前后，深圳市日清运垃圾超过8000吨，清水河垃圾焚烧厂也从最初的日处理300吨增加到450吨，每日超负荷运行。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深圳，开始建设新的焚烧厂。盐田焚烧厂和宝安垃圾焚烧厂相继投入使用。

　　杨雷：因为焚烧厂是一种垃圾处理的兜底性措施，比方说作为环境卫生行业主管部门，我们必须负责任的把每天产生的垃圾，把它处理掉，不能造成堆积，不能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如果我们手上没有一定的处理能力，仅仅的是寄希望于填埋，寄希望于分类，就能够减少垃圾，这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认为，建焚烧厂，发电厂，因为它也是一种资源化利用的方式，确实是一种务实的做法。

　　解说：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提出要减少原生生活垃圾填埋量，优先采用焚烧处理技术。计划到2015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

　　解说：但一直到今天，很多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并没有完全获得公众的支持。深圳目前在建的东部垃圾焚烧厂、宝安三期垃圾焚烧厂和南山二期垃圾焚烧厂，最长的选址历时12年，才得以落地。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副局长

　　杨雷：可能早期本世纪初，可能深圳人口密度还没有这么高，那么后面最近这几年，人口的密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因为深圳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再有人们这种环保意识，自我维权意识，也是提升的很快，垃圾焚烧发电厂，是一种典型的邻避设施，社会都需要，但是大家都不希望它在自己的旁边，因为过去像垃圾处理设施，无论是转运站，填埋场，还是早期的焚烧厂，带给人们都是不那么愉快的印象。整个厂区里面，垃圾车的道路上，这种滴洒的污水，形成的臭气，那都是让人很抵触的。

　　解说：2009年，广州番禺和北京阿苏卫的焚烧厂建设，就遭到了周围居民的强烈反对。

　　吕志毅：我们政府是支持番禺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不然的话，如果不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番禺2012年，也就是两三年，垃圾就围城了。

　　卫潘明：四、五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所有的垃圾处理设施，容量就没有了。那时候就面临着垃圾没有去处。那肯定就垃圾围城了。

　　解说：广州番禺最终将焚烧厂选址改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北京阿苏卫则直到2015年才重启了焚烧厂项目。

　　毛达：如果说整体上我们垃圾管理没有一个变化的话，他不就是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说焚烧管理还是不是那么好的，我们垃圾产生质量就很差，混合程度没有改变的话，那不就是造成另外一个地方的危害吗，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污染的转移，或者说一种社会不公平的体现。

　　解说：无论是填埋还是焚烧，无论是否支持焚烧，都必须面对垃圾处理压力越来越大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一次次地将关注点又回到垃圾分类上来。